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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有罪。(太十二:36-37)


无法无天的世代(二):浙江省拆十字架风暴;书记夏宝龙vs百万基督徒 回复  
帅哥
钟鹏章
无法无天的世代(二):浙江省拆十字架风暴;书记夏宝龙vs百万基督徒

(转载自《亚洲周刊》2014年8月17日第28卷 32期,江雁南、邹思聪)

浙江省掀起拆十字架风暴,从今年二月到七月底,全省至少二百二十九座教堂十字架被拆除,「重灾区」是被称为「中国耶路撒冷」的温州。拆十字架的指挥,是前年底上任的省委书记夏宝龙,改变过去尊重宗教自由的政策,也和全国的政策相悖,以清除违章建筑的名义,强行拆除十字架,若有反抗,就把整座教堂拆掉,引爆百万基督徒抗争,也引起全国三自教会的严厉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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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所未有的强拆十字架风暴正席卷浙江。七月二十日,温州——这座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城市下的平阳县,信徒们在用血肉之躯捍卫着一个十字架。他们知道,如果不守住这个十字架,救恩堂的命运会和浙江其他教堂一样——截止到七月底,全省已经有二百二十九个教堂的十字架被强行拆除。

二零一二年年底,夏宝龙接过赵洪祝的班成为浙江省委书记,这位在外界看来行事低调、韬光养晦的共产党员在上任后便开始大刀阔斧的建立自己的政绩工程,内容包括:三改一拆、美丽乡村和五水共治。

所谓「三改一拆」,即指自二零一三年至一五年在浙江全省深入开展旧住宅区、旧厂区、城中村改造和拆除违法建筑(简称「三改一拆」)三年行动。而拆除十字架的运动就被划入了「三改一拆」的名目之下。

从信徒郑乐国统计的《浙江、温州教堂及十架教案涉拆列表》中显示,今年二月二十七日起,当余杭区的黄湖基督教堂的十字架第一个遭遇强拆时,摧枯拉朽式的清洗十字架运动便拉开了序幕。之后的六个月中强拆十字架的包括:杭州、宁波、舟山、温州、台州、义乌、海宁等地,截止至七月底,涉及被拆十字架的教堂共二百二十九所。

四月二十八日,位于温州永嘉县的三江教堂被整体强拆成为轰动海内外的一起典型事件。被政府认为「样板工程」的三江教堂被指违章建筑,原先只要求拆除十字架及违章部分,在大批基督徒抗争后,当局竟迅速将之整体拆除,更将长老郭云华刑拘,令信徒错愕(详见亚洲周刊二零一四年第十八期《温州教堂被强拆背后》)。之后更多是针对十字架的拆除,但由于各地都遭受信徒的强烈抵抗,这场清洗十字架运动不得不动用大量警力现场戒备,并和信徒爆发激烈冲突。

在学者傅国涌看来,温州之所以会成为中国的耶路撒冷是「上帝的计划」。

在一九四九年之前,这里最高的建筑就是一所教堂。在这片九百万人口的土地上,基督教徒约有一百二十万,这是中国基督教信徒占人口比例最高的地区,基督教信仰和教会生活已融入当地人的生活。根据几年前的统计,温州的教堂已经多达上千余座,而平阳县则光是水头镇就有十四所教堂,其中最大的救恩堂是目前被省委点名必须拆除十字架的两所教堂之一。

七月二十日深夜十一点多,针对救恩堂的护教行动达到了白热化,水头镇正上演着一场追踪,一群基督徒正各自开车,分别跟踪当地警车、政府租来的吊机、面包车(小货车)和大型旅游车。

参与追踪的基督徒周博(化名)很快发现,在水头镇消防中心,已经集结好十二辆大面包车,每辆可装三十人,二辆防爆车,以及一辆可以装载五十余人的大型旅游车,里面装满了穿警察衣服的武装人员。

很快,这些车辆开始发动,目标是水头镇环城路上的救恩堂。这座基督教堂于一九九八年落成,在当地信徒眼里,这是水头镇十四座教堂中的「老大哥」。而七月二十一日凌晨两点多,环城路被拉上警戒线,救恩堂被超过五百警力所包围,他们代表着政府意志,要拆掉救恩堂顶的十字架。

在场的信徒所拍摄的原始视频显示,武装力量手拿铁棍或者木棍,分别从中间和左右两侧朝堵住大门的信徒打去。另外的分队则在教堂的左右两侧冲击。在一份基督徒自制的《救恩堂护教受伤者名单》中,数十人被打伤,有四人被打成重伤住院,其中三十岁的张志敏最为严重,他先是被送往温州第一人民医院,而最新的消息称,张志敏由于伤势严重,已经被送往上海医治。被打成重伤的最年长者是七十八岁的张忠书,视频和照片中的他满脸鲜血。

暴力并未震慑到基督徒,从各个教堂前来声援的基督徒迅速蜂拥而至,据当日在场的多位信徒描述,从其他教堂赶来的基督徒达到了五百人以上。有一段时间,守门的信徒、调遣来的特警武力和外围的声援人群形成一个闭合状的「三明治」,特警被包围其中,不能动弹。

那一晚,护教者与警察的对峙持续到凌晨四点多,警察接到了撤退的指令,封锁解除。七月二十一日救恩堂十字架,平安无事。

与三江、温岭教堂遭遇的十字架被拆结局不同,救恩堂的十字架目前依然耸立,这源于平阳基督信徒的坚定守卫和强大的动员能力。事实上,守护教堂的信徒,大部分都并非来自于救恩堂,而是水头镇的其他「弟兄姊妹」。

四月份三江教堂被全部拆毁以后,救恩堂的负责人就开始听到风声,何宇回忆,「教堂的十字架被点名要拆掉」。

一开始的「官方策略」是坚守十字架。在这个过程中,长老通知信徒,召开特别的培灵会用来凝聚兄弟姐妹,坚守人数众多,直到政府开始分化信徒。救恩堂堂委会主任张志创是当地的石矿商人,他被政府威胁要封掉石矿,冻结银行资金,还可能被判刑。在之后的一次堂委会议上,张志创宣布「官方策略」由「守卫」变为「整改」。

策略的调整让与会者质疑张志创的动机,据参加那次堂委会的同工回忆,张志创当场响应:「如果我的财产被充公了,政府给我冻结了,我的亲人家庭都被判了,这一切都没了,都不要紧,但是能不能保住十字架?如果能够保住十字架,这样做是划算的。如果不能保住,人被抓了,教堂因为抵抗而被夷为平地,财产被充公,十字架还是没守住,造成这么大的结果,倒不如整改!」


信徒支持整改被骂为犹大


不满堂委会决定的信徒仍然每夜参加祷告和唱诗,而水头镇其他教堂的信徒更加愤怒,甚至把张志创称为「犹大」,即圣经中背叛耶稣的人,「他们说,你说守就守,你说改就改,教会是你一个人的吗?教会是每一个被耶稣洗过的人都有份的,每个人都有分,」一位信徒说。

七月二十一日当晚信徒们的联合抵制让政府强拆行动失败。翌日,水头镇党委书记白洪楞便带队来救恩堂开会,他提到了此次拆迁任务的严重程度,「省里面特别点名的两个重点教堂,一个是温岭教堂,一个就是平阳水头镇救恩堂」。而温岭教堂的十字架,则已经被拆除。

他同时给予救恩堂一个口头承诺:「把十字架放下来,保全其他的十三个教堂平安无事。」在现场的何宇回忆:「他还说,在我的这一段时期内,我敢以人格担保,但是第二波再怎样,我就不敢保证。这一波之内,我敢这么说。他也承受着上级的压力。」

到目前为止,数十名基督徒们仍然每夜守护救恩堂,周博说:「我们也只能尽最大的努力,守到一个程度,我们心里都知道,他们要硬拆,我们其实是没有任何办法的。」

从平阳县一路北上,相距一百四十四公里开外的温岭市,为浙江台州市下的县级市。与平阳县救恩堂信徒的抗争相比,对温岭教堂同样会被移除十字架命运毫不知情的信徒们,在举行一场特殊的祷告会。

六月底,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根据行程安排将会视察温岭市,在此之前,信徒们在温岭教堂祷告了一夜,内容是希望夏书记能够看不到高耸入云的十字架。从今年年初开始的这场被信徒们认为是浩劫的强拆十字架运动中,夏宝龙是幕后推手,他对显眼的十字架表现出不是一般的「厌恶」。「据说夏宝龙没有看到,为什么还是要拆十字架呢?」一位不愿具名的温岭教堂人士说。

在这个城市里最显眼的,仍然是位于市中心的温岭教堂。它有一百三十年历史,在二零零三年迁址到市中心的大合山路,投资三千万元人民币(约四百八十万美元),占地十七亩。在落成典礼上,台州市、温岭市各级领导,及温岭市一百一十五个基督教堂的代表,均有出席。

「三改一拆」的争议

然而,今年六月三十日,《浙江日报》却以头版社评《「三改一拆」妨碍宗教信仰自由吗?》针对拆除教堂发表评论,「任何宗教都没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也不允许任何个人或组织凌驾于法律之上,宗教及宗教人士当然也概莫能外」。

在浙江,的确存在着大量证件不齐全的教堂。在平阳县的救恩堂,参加过多次教堂会议的何宇则说:「 不是我们不去办,是我们办了经常批不下来。浙江省委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潘兴旺牧师曾提到,全中国八成五以上的教堂手续一开始就不齐全。」

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杨凤岗接受《福音时报》采访时,针对中国教堂违建和证件不齐全表达了看法:「第一,中国教堂数量严重短缺,信徒众多,场所拥挤,这很普遍;第二,宗教场所修建扩建很难得到批准,常常遭受刁难阻扰。」

然而,温岭教堂在建筑用地上属于房产证、土地证、契证三证齐全的教堂。即便是再多的领导站台、法律程序合规,对于省政府下达的「三改一拆」指令,历史的篇章翻起来和翻脸一样快,这让温岭教堂的信徒耿耿于怀。

七月二十五日,守了三天三夜的信徒们还是含着眼泪目睹了温岭教堂的十字架被巨大的吊机拿下、切割、托运的全过程。

温岭教堂的核心干事翁一(化名),或许是第一批知道十字架命运的信徒。早在温州永嘉县三江教堂轰然倒地的那一刻,噩耗就接连而至。五月,温岭教堂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

参会者是温岭教堂最高职位的正副堂委主任和几位核心同工。

「所有的消息都是口头通知,没有书面文件。」这场秘密会议传达的信息是如果不拆除十字架,那么教堂就有可能保不住。由于三江教堂最后轰然倒地的场景刻在每个信徒的脑海里,「我们无力感特别强」。会议最后达成了「三不」决定││不同意、不自拆、不反抗。

消息通过各种渠道散播开来,很多信徒获悉教堂需要在七月二十二日前完成自拆十字架,否则将采取强拆的手段。

六月底,温岭教堂召开了扩大会议,翁一回忆有上百人参与。那场会议上有人很激动,并质疑教会这么晚才公布信息。

「我们是确定了三不原则,但如何执行?至少我们应该是更加坚决,不能让他们随随便便拆掉,他们真的来了怎么办,打开门欢迎吗?什么叫不反抗,不反抗到什么程度?不反抗只是不暴力而已,不代表我让你进来;没有过激行为,但不代表不唱诗祷告!」

在七月二十二日前两天,温岭教堂一度拉起来了横幅,上面写着「捍卫信仰自由,反抗强拆十字」几个大字。这一举动显然触怒了政府,挂了十多分钟后,横幅就被移除,并且涉及相关事件的人士全部被行政拘留。

焦平(化名)在海外读神学院,为了留守家乡的十字架专程回国留守了整整三夜。这几天的生活里,温岭教堂的主日学校长在家里被拘捕、一位与焦平关系甚密的牧者被拘捕,并被扣留了手机、身份证和计算机。当地政府还罗列了几个主要联系人当局全面监控;在一场二十四小时的祷告会中,一个出去买夜宵的信徒在回程中被拘捕;翁一在微信上发了条前方的消息,就立马接到当局的电话,勒令他别生事端。

七月二十二日,林生(化名)开车经过会展中心的时候见到了巨型起吊机,心里一个咯噔,知道拆十字架的时刻快到了。人数众多的头一晚让政府非常头疼,前期的工作细致到乡、村、镇和街道,所有单位、公司和政府人员都在做思想动员工作,威逼利诱信徒和居民不要前往教堂,但是信徒还是留守。林生说:「守到第二天,看到第二天的曙光,还是有希望的感觉。守一时就有一时的希望。」

然而希望还是在第三天破灭了。七月二十五日,重型的起吊机在凌晨的时刻已经从会展中心停在了教堂的正对面,路灯全部熄灭,只有探照灯冷冷的对着十字架,像是要动刑。

十多个小时中机头始终无法展开运作,当局将一切怪罪在唱圣诗的人群。特警开始肆意抓唱诗的人,唐安(化名)目睹了一百多人聚集在教堂周围唱起了《十字架永是我的荣耀》

,也目睹了他们被特警抓走的过程。在温岭教堂的对面,一个在琴行里弹唱的教师和几名唱诗的信徒,像被拎小鸡一样被特警拉出来带走。

温州教会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一八六七年,第一个英国的传道士曹雅直来到温州,在尚未开埠的温州传福音。之后最出名的传道士就是苏慧廉,这位英国人是欧洲一流的汉学家,在温州定居二十余载,设立禁烟所,修医院建学堂。他学习温州方言,编撰便于外国人学习中文的字典,向西方介绍中文典籍,对改变温州落后愚昧野蛮的状态,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限制基督教影响力

据《纽约时报》报道,它查阅到的一份政府内部文件清晰地显示,拆除教堂是限制基督教公众影响战略的一部分。其中长达九页的浙江省政策声明中称,政府的目标是管理「场所过多」、「过热」的宗教活动,而且文件中只明文提及了基督教这一种宗教,也只提到了十字架这一种标志物。「重点拆除高速公路、国道、省道线两侧宗教活动场所的十字架」,文件中写道,「分期分批把十字架从屋顶移到建筑立面上来」。

「即使是教堂建筑有违规成分,这个和十字架有多大关系?」将十字架划为「违章建筑」,无论在信徒眼里,还是学者眼中都非常牵强。「这是政府违法,伤害我们信徒的宗教感情,这是不对的。」被视为中国异议人士的独立学者昝爱宗说道。他于今年二月及四月两次上书习近平,控诉浙江省政府及夏宝龙强拆十字架属违法行为,但均遭到公安传唤并抄家一次。

更普遍的说法流传在浙江的官民之间——有一次,夏宝龙夜里到了温州,看到无论是高架还是高速公路的两旁,通宵明亮的十字架都非常显眼,十分不满地说道:「这是基督教的天下,还是共产党的天下。」自此以后,浙江各地开始要求十字架夜晚熄灯。经亚洲周刊记者实地求证,包括位于杭州、迄今为止全球最大的华人教堂崇一堂(可容纳五千五百人),就是从今年二月份开始被要求十字架每夜熄灯。

对于早前三江教堂强拆所引发的海内外巨大震动,据一位接近政府官员的消息人士透露,习近平表示不满,并对此做出过批示,但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之后的强拆也仅是停留在十字架,但由于各地都遭受信徒的强烈抵抗,强拆行动不得不动用大量的警力现场戒备,并时有冲突发生。

夏宝龙被视为行事较左

事实上,在浙江政坛浸染十多年的夏宝龙,行事上一直被视为较左。二零零八年法律学者贺卫方从北京大学调入浙江大学任教法学院的新闻风传一时,在各方手续都办妥之际,浙大受到浙江省委压力,最终不接收贺卫方浙大任教,之后贺卫方被分配到新疆石河子大学援教两年。这当中,分管意识形态工作的就是省委副书记夏宝龙。

令许多人不解的是,在以「维稳为第一要务」的行政逻辑中,一个省政大员大动干戈的拿基督教开刀,是出于怎样的一种执政思维。熟悉浙江政坛的消息人士普遍认为:这是夏宝龙想要表达政治忠诚,迎合习近平的意识形态方针、为将来仕途发展铺路的做法。

一手推动「三改一拆」的夏宝龙曾有段与习近平在浙江共事的时间。现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亲佛教的喜好为不少政坛人士所知。二零零六年,首届世界佛教论坛在浙江省杭州市举行,时任浙江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习近平出席了开幕式并致辞,论坛还邀请了第十一世班禅小活佛额尔德尼·确吉杰布。当地的民众还记得那天本来杭州下雨,但小活佛一上高速就天晴了,民间传言说是佛给他带来灵气。

对于强拆十字架是否是中央意志,各方观点并不一致。目前看来,事件仅停留在浙江省境内。从全国三自教会(指在政治上服从中国政府及其执政党的政治领导,不受国外教会的管理和干预的「自治、自养、自传」的中国基督教教会)和浙江省三自教会发布的声明看,两者并不一致。

今年四月,浙江省发布《浙江省基督教界支持「三改一拆」倡仪书》,内容为:「依据浙江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切实加强「三改一拆」行动中违法用地建筑拆除和土地利用工作指导意见》,主动提出可行方案,争取办理宗教活动场所的相关权证,积极维护宗教活动场所的合法权益。」对拆除十字架行为表示顺从态度。

与此相悖的是,温州市鹿城区基督教两会全体常委因不满强拆十字架提出集体辞职。

今年五月,全国三自教会发布《对部分信徒就浙江省「三改一拆」中涉及教堂、十字架等问题的答复》,严厉指责浙江省的拆除教堂十字架行为:「近日,浙江省各地又出现了教堂的十字架陆续被拆除或移位的情况,令人不安。众所周知,十字架是基督教重要标志之一,凝聚着信徒朴素的信仰情感。如果没有超越当初建造时的设计标准、也不存在安全隐患而被随意地强行拆除或移位,我们认为这样做是极不妥当的,应当立即停止!」

但也有学者认为,基督教作为一个极为敏感的领域,涉及中外关系、宗教政策问题、触及到上亿人口的信仰问题及整个未来的方向,绝非地方政府可以「脑子一热」关起门来随便打压的东西。

在中国,三自教会统计的基督教徒有三千万,学者于建嵘估计中国基督徒应该是七千万左右。而强拆十字架,势必涉及非常广大的人口。「既然是豁出来做的,一定是深思熟虑的、完整的、系统的决定。不会是个贸然的举动,不是脑袋一热。」上述消息人士说道。

事实上,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从来都是敏感的焦点。在温州,光绪年间的中法战争中的甲申教案,温州人民为反抗法军入侵,愤而焚烧各教堂;一九四九年之后的外国教牧人员被迫离开大陆;在文革期间,教会也遭到严重迫害。信徒们普遍相信,历史上从来都是这样,基督徒在逼迫当中往前走的,越打压越有凝聚力。

三江教堂完全消失

两个多月的时间里,被强拆的三江教堂原址不但被夷为平地,而且种上了树木。开车过来的信徒赵石墨在一零四国道上来来回回开了几遍,却找不到任何和教堂有关的瓦砾能证明,这里曾经有个气势恢宏的教堂。路边杂货店的老板指着前面栽满新树的小山头,掏出手机翻看照片,才能讲述这里曾经的辉煌和从教堂里传出来的赞美诗声音。

七月二十七日周日,被移除十字架后的温岭教堂首次聚会,容纳上千人的主堂座无虚席。传道人讲到新约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节,内容是「十字架的路」:「我们也要效法耶稣的榜样,放弃自己的权利,不去争辩申述,并且饶恕赦免那些伤害我们的人,这就是十字架的路。」

「拆掉十字架,并不能拆掉我们的信仰。」一位信徒对亚洲周刊说;当温岭教堂重约六吨的十字架被起吊机摘下的时候,她脸上挂满了泪痕。(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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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周刊》总编辑的话:超越凯撒与上帝之争

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这是耶稣对政权挑战的回应,也是公权力的智慧,和而不同。


共产党和基督教有某种秘密的血缘关系?历史学家发现,苏联领袖斯大林就曾就读神学院,而共产党所习用 的小组讨论、批评与自我批 评、党的生活、党员彼此交心、坦白等,其实都是从教会吸取的营养。

因而无神论的共产党和基督教之间,往往有一种历史的张力,彼此如何「和平共 存」,而不是成为「天敌」, 其实都考验双方的决策者。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对 基督教全面镇压,不仅因为马克思说宗教是精神的鸦片,也因为列宁认为,帝国主义是资 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而基督教往往被共产党视为帝国主义入 侵中国的先锋,是披着羊皮的狼。但中国改革开放后,告别 了教条的解释,逐渐实现宗教自由,并且将源于西方的基督教本土化,落实「自治、自 养、自传」的三自教会信念与 实践,也使基督教在中国找到 了发展的空间。

这些年来中国的「意识形 态大撤退」,导致价值的真空,社会上弥漫「但求目的、 不择手段」的虚无心态,基督 教的信仰,恰好弥补这样的缺陷,在道德的废墟中,建筑起 一座高耸入云的精神大厦,成 为中国的一道重要的风景。

这也许引起了一些官员的忌惮,埋下了浙江当局拆除十 字架的伏笔。浙江省从今年二月以来,逐步对基督教堂的十 字架采取了清拆行动,引发了 强大的反弹。浙南的温州号称是「中国的耶路撒 冷」,九百万人口中,估计有一百二十万人是基督徒,省会 杭州也拥有全球最大的华人教堂崇一堂, 可容纳五千五百名信众。但强制拆除十字架究竟是党中央的政策,还只是省委书记 夏宝龙的个人意志?

夏宝龙在习近平当浙江省委书记时, 曾担任习的副手。据传他在当上省委书记后,巡视省内基督教堂林立的时候说过:「这是十字架的天下,还是共产党的天下?」这样的质疑, 也陷入了凯撒与上帝 争夺战的泥沼里。

从人类的文明史来观察, 政教分离,才是更有智慧的做法。公权力不要干预个人的信仰,不要陷进和宗教博弈的困局中。历史上所有压迫宗教的行动,都只会培育了一大批「殉教者」,刺激这些宗教更加强大,更加与「凯撒们」作殊死斗,反而成为一股对政权威胁的力量。

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这不但是耶稣对政权挑战的回应,也是公权力的智慧;双方在「平行的时空」 里,和而不同。宗教的力量, 跳出现实政治的刀光剑影,找回灵魂的归宿。而现实权力的遊戏规则,亟需尊重宪法所规定的宗教自由,让信仰成为社会稳定的力量,而不是颠覆的力量。

这次中国官方所控制的三自教会也发挥自主的精神,对浙江省的违宪行为加以谴责,突破了党国结构的一言堂限制。中国政治的现代化指标, 就从落实「政教分离」的原则开始。

邱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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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中国学者傅国涌

拆十字架拆不掉信仰信心

((转载自《亚洲周刊》2014年8月17日第28卷 32期,江雁南、邹思聪)

中国基督徒学者傅国涌表示,拆十字架是违宪的,但对教徒来说,被拆的只是有形的十字架,却拆不掉信徒对耶稣基督的信心,也会使基督教在中国更加兴旺。

中国历史学者傅国涌于二零零八年受洗为基督 徒,他认为浙江这场拆十字架行动是违宪、违法的,而基督教会在中国一直备受打压,但是越打压信徒越多。以下是专访摘要:

问:拆十字架对于信徒意味着什么?

答:拆十字架当然是对教会一次极大的冲击,这 个举动是违宪的、违法的,宪法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承诺,法律从未规定不允许教会有十字架,同时,这也是 与几十年来执行的宗教政策相抵触的。但是从根本上说,它并没有伤到教会,反而很可能是对教会的成全。对于教会来说,你可以拆掉有形的看得见的十字架,却拆不掉我们对上帝和他差来的耶稣基督的信心。

问:历史上,基督徒都是越被打压越有凝聚力吗?

答:历史上从来都是这样,教会都是在逼迫中往前走的。在罗马帝国的时候,杀了多少人。罗马帝国到后来,据说连做十字架的木头都找不到了 (插在墓前)。都到这种地步了,但最后,整个罗 马帝国都归向了基督。

中国也是如此。一九零零年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被慈禧太后利用,大肆逼迫教会,杀了很多人,天主教和基督教加起来至少有两万多人,其中包括牧师、神父、信徒以及家 属。。。但是,奇妙的事情是,仅仅过了不到两年,教会的人数,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是大大的增加了。正常的说,在一九零零年庚子事变的时候,基督教在中国的人数加起来大约八万五千多人,但到了 一九零三年,死掉的人不算,反而是 变成了大约十一万五千人。

一九二七年,国民党军队到达南京的时候,曾引起很多传教士的惊慌,但是一九二七到三七年,教会还是在迅速的増长,人数在不断地增多。不仅如此, 还出现了大量的本土化教会,不是由外国的传教士建立的,而是由中国本土的信徒建立的。

到了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来了,没想到教会在日本占领区,还有在那些没有沦陷的大后方,竟然得到了复兴。尤其是在中国的综合性大学里面,原本教会只能在教会大学里传福音,抗战后期却在西北大学、 复旦大学、中央大学等重要大学里出现了团契,很多大学生信了基督,其中有一些学生决志将来要做全职的传道人。比如像陈终道、王长新、滕近辉、边云波,他们是复旦大学、西北大学、中央大学出身的,后来成为牧师,在世界各地牧养华人教会,在华人教会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有的还健在。

一九四九年以后,大陆的教会遭遇了巨大的冲击,尤其是向西方关上了大门,把西方所有的传教士都赶走了。 所有的教会学校在一九五零年代初都被连根拔起,不含天主教的学校,仅基督教会,就有 十三个大学、二百四十七个中学,将近一千个小学,这麽多 的教会学校几乎都在一夜之间被关闭。基督徒和所有教会都被迫要参加「三自」,不参加的教会领袖、骨干和一些信徒则被判刑。进入「文革」,就连「三自」的教会也被关了门。在外人看来,中国教会已经被全部灭掉了。

但是到一九七零年代初,「九一三」林彪事件以后,人 们蓦然发现,教会已悄悄地在沿海的城市或农村里面成长起来,基督徒人数,已经超过了一九四九年的好多倍。一九四九年正式受洗、领圣餐的基督徒大约八十三万多,加上不领圣餐的可能有一百万人,而到 了一九七零年代末、八零年代初,中国大陆的基督徒人数大约有八百万到一千万人。也就是说,过了三十来年,在极大的逼迫和患难之中,人数翻了大约十倍,这些教会都是在完全看不到的地方,静悄悄的生长起来的。

问:温州有怎样的基督教历史,才被称为中国的「耶路撤冷」呢?

答:一八六七年十一月, 第一个英国的传道士、内地会的曹雅直弟兄来到温州,那个时候温州还没开埠,不是一个开放的通商口岸,他就已经开始在温州传福音。后来一八七六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以后,就开了温州口岸,次年,英国偕我公会的李华庆弟兄就来了,在温州城 里面传福音。他二十六岁就去世了,一八八三年一月,苏慧廉就被派遣过来接替他。

给温州影响最大的两个传教士, 一个是曹雅直,一个是苏慧廉,苏慧廉在温州的时间大约是二十五年,后来被聘为山西大学西斋总教习。他在温州建立了很多的教会,还办了医院、学校。温州最早的现代学校——艺文中学堂就是苏慧廉办的,温州最早的医院定理医院也是他们办的。他们不仅带来了上帝的福音,也带 来了医疗、教育,带来了整体 的文明,对于改变温州落后的、愚昧的状态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温州这个地方由于交通偏僻,实际上过去都属于边缘的地区,只有在南宋时,由于定都杭州,离温州比较近,它才有过一轮文明的复兴。但在此以后,它又非常的衰弱,一直等到传教士进来之后,教会在这里比较普及,每一个县,很多的乡镇,都建立起了教会,实际上温州的近代文明,就是传教士带进来的。所以,现在温州仍是基督教的重镇。在一 个地区,会有这麽大数量的信徒,在整个中国是不多见的。 这可能也是引起某些方面警惕的因素之一吧。

问:那在七零年代以后,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情况如何呢,共产党的态度是什么?

答:基本上它还是逐渐接受了。一九五零年代要求所有的基督徒加入「三自」,要把所有的教会变成「三自」下面的,有的人不同意,像王明道、袁相忱、林献羔这些弟兄就不同意,那就是坐牢,他们 都被关了二十几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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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一九七零年代末以后,逐渐恢复了「三自」 的活动,宗教政策也有了调整,在这个(三自)框架底下,宗教自由得到了一定的保护,「三自」下面的教会大致上是没有受到什麽打击和压迫的。只是家庭教会还是不行,常有个别的、局部的干扰。

但是,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教会的人数也有了巨大的増加,到现在还没有具体的统计资料,「三自」的统计资料很多年前就已经达到三千万人,这个资料过去了好多年,而且没有包括家庭教会,所以总的人数是算不出来的。

(基督徒数量)增长得非常快,随着这个社会的道德危机、信仰危机日益加 深,进入教会的人也越来越多,唯有教会能给这个没有指望的时代带来安慰。很多人到这里来寻找精神的出路、终极的出路。这几十年是相对比较平安稳妥的时代,教会没有遭遇大的危机,今年则是温州乃至浙江比较大的冲击。

问:浙江省这一年来对于教堂的政策,您有感受到明显的变化吗?家庭教会呢?

答:在外部很难观察到内部情况,圣经里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我们怎麼能知道呢?也很难说有变化,难道以前就很好吗?无非是一个是「不好」,一个是「更不好」。

对于基督教会,实际上一 直都在打压,有的时候缓和一点,有的时候急促一点,我想从来都没有「好」过。六十五年来都没有好过。而关于家庭教会,一直都处于逼迫当中,经常被赶来赶去,所以抗压的能力相对强一点。

这是宪法层面的问题,中国大陆的宪法还是有一个落不落地的问题,并不是宪法写上了,就真有保障了。我们要追溯的,还是宪法的可信赖性。宗教信仰自由,是我们原本就拥有的权利。

问:有一种评论认为,由于近年来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开始对基督教更有好感,这让当局更加警惕,所以才会更加的管制,这种说法有道理吗?

答:这是一种猜测,没有一个实证的资料,我们也无法去判断。我想这更多的只是外界的一种分析,比如说这几年,有 些知识分子信了基督,不过也是少数,非常少数的少数,在整个基督徒中比例仍然非常非常低,不足道也。

问:亨廷顿在《第三波》当中,也谈到了韩国的民主化和韩国的天主教的组织有很大的关系,那么在中国,基督教面对政府力量侵犯宪法的抗议,您觉得基督徒对于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有一个促进吗?

答:目前看来恐怕还没有。因为基督徒这个人群是非常温和的,非常关心内在的生命,对外在的社会并不关心,也不够了解,至少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看不到这个群体有可能对外面的社会投去多少关注的目光。

如果说有个别人在关心,这其实跟整个的群体没有关系。包括商人的力量也还谈不上,都还是一个很小衆的东西。毕竟中国是高度行政化的,资源都是政府手里,官本位牢不可破,官方对社会的掌控、维稳模式是强有力的,无所不在、密不透风的,很少有社会喘息的空间。

问:你最早是什么时候听到拆十字架?您当时觉得这是一个 孤立的事件吗?

答:大约在春节后,我也没觉得这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我知道接下来会有连锁的行为。这 是政府行为,政府不是一个人,是一个组织,是一个髙度精细化的系统,它做出的任何一个行为,都是精密推算过的。

问:当你看到大规模拆十字架的时候,你的第一感受是什么?

答:上帝改变中国的时代来了,《圣经》中的话将要应验,我非常平安。(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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